想像一個場景：大學課堂上，學生們的筆電螢幕閃爍著，但不是在打作業。一邊是 ChatGPT 的對話框，一邊是在線翻譯網站，按下幾個鍵，一篇語法完美的作業就完成了。對教授來說，批改這種作業的意義是什麼？
康乃爾大學德語教師 Grit Matthias Phelps 面對的就是這個問題。2023 年春天，她發現越來越多學生使用生成式 AI 和線上翻譯平台「生產」語法完美的作業。「如果已經是正確的了，而且不是你自己寫的，那我讀它的意義何在？」Phelps 這樣問，「你離開電腦還能產出同樣的內容嗎？」
於是她做了個決定：把打字機帶進教室。
每個學期一次，Phelps 會在二手商店和網路市集找到幾十台舊式手動打字機，擺在學生的課桌上。這個在她課程大綱中稱為「模擬」的作業，沒有螢幕，沒有線上字典，沒有拼寫檢查，最重要的是——沒有刪除鍵。
場景像是從 1950 年代的電影中走出來的。學生們在機械打字機上敲擊，每行結束時發出清脆的鈴聲。
但對這群習慣智慧型手機的學生來說，手動打字機是個陌生的物件。19 歲的大一新生 Catherine Mong 這樣描述她的第一次體驗：「我很困惑。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。我在電影裡看過打字機，但沒人告訴我怎麼用。我不知道使用打字機還有一整套科學。」
手動打字機就像旋轉電話，表面上看起來簡單，但對智慧型手機時代的人來說並不直觀。Phelps 示範如何手動送紙、用力的程度——不能太輕導致字跡不清，也不能太重導致字跡模糊。她解釋那個鈴聲代表一行結束，需要手動將滾筒移回起點開始下一行。「喔，」一名學生恍然大悟，「所以這就是『return』這個名稱的由來。」
「一切慢下來了。就像以前那樣，一次只做一件事。而且那種專注本身就有樂趣。」Phelps 說。她帶著自己七歲和九歲的孩子來擔任「技術支援」，確保沒有人拿出手機。
這堂課帶來的不僅是如何使用打字機的教學。
「我漸漸明白，在打字機上寫作的不同之處不僅在於你如何與打字機互動，而在於你如何與周圍的世界互動，」主修電腦科學的大二學生 Ratchaphon Lertdamrongwong 說。他的班級需要寫一篇對他們看過的德語電影的評論。
在沒有螢幕的情況下，沒有通知會在寫作時打擾你。在他手邊沒有每個答案都能隨手可得的情況下，他向同學尋求幫助——Phelps 非常鼓勵這種做法。
「在寫作文的時候，我需要更多地交談、更多地社交，我想這在以前是正常的，」Lertdamrongwong 說，指的是打字機時代。「但這與我們在現代教室裡的互動方式截然不同。大家總是在用筆電，總是在看手機。」
在沒有刪除鍵、無法修正每個錯誤的情況下，他會停下來，更刻意地思考自己的寫作。
「聽起來可能有點糟糕，但我被迫自己真正思考問題，而不是委派給 AI 或 Google 搜尋，」他說。
大多數學生發現自己的小指無法觸控式輸入，所以他們打得更慢，用食指一個字一個字地敲擊。
大一新生 Mong 還面臨額外的挑戰：最近受傷的手腕意味著她只能用一隻手操作。這位自我描述為完美主義者的學生最初對她的頁面看起來很凌亂——某些字母之間有奇怪的間距，還有拼寫錯誤——感到挫折。（Phelps 告訴學生退格並在錯誤上打『X』來劃掉。）
「我交出去的東西上面到處都是鉛筆痕跡，看起來絕對不乾淨也不完整。但這是學習過程的一部分——你會犯錯，」Mong 說。她發現打字寫詩的作業「有趣且充滿挑戰」。
她擁抱了那些奇怪的間距，並玩弄頁面的視覺邊界，以縮排和斷裂行的方式模仿詩人 E.E. Cummings 的風格。這花了好幾張紙和許多錯誤，全部被 Mong 保存下來了。
「我可能會把它們掛在我的牆上，」Mong 說。「我對打字機有點著迷。我跟我所有的朋友說，我用打字機做了一個德語測驗！」
說打字機正在捲土重來可能還為時過早，至少在康乃爾的校園之外是這樣。但這種復興是全國趨勢的一部分，教育工作者轉向老派的測試方法，像是課堂內的紙筆考試和口試，以防止學生在筆電上使用 AI 完成作業。
對台灣的教育工作者來說，AI 時代帶來的挑戰是全球性的。康乃爾大學的案例提供了一個不同的思考方向：不是禁止或無限制地接受技術，而是創造一個空間讓學生重新思考「寫作」和「學習」的本質。
或許最重要的教訓是，當我們移除所有輔助工具，學生被迫真正思考、真正與他人互動、真正面對自己的錯誤時，某些被遺忘的學習過程會重新浮現。那個過程或許不如 AI 生成的語法完美，但那個不完美的作品，才是真正的學生作品。
教育界的焦慮與應對
Phelps 的打字機實驗不是孤例。根據《聯合報》2024 年的報導，台灣許多大學教授也面臨相同的挑戰。有教授在論文課上發現，幾乎三分之一的學生提交的作業中出現了與 ChatGPT 生成內容高度相似的模式。另一位教授指出，他在批改作業時，經常遇到「寫得過於完美」的文章——結構清晰、語法準確，但缺乏個人見解和思考痕跡。
這種現象引發了台灣教育界的廣泛討論。教育部在 2024 年發布的「人工智慧教育應用指引」中，建議學校「合理使用」而非「禁止使用」AI 工具。但如何定義「合理使用」，至今仍是個模糊的概念。
康乃爾大學的案例提供了一個不同的思考方向：不是規範 AI 的使用，而是創造一個完全沒有 AI 的環境，讓學生體驗「寫作」原本的樣子。
為什麼打字機有效？
這堂課帶來的三個核心啟示，值得我們深思。
第一，強迫專注。在打字機上，你無法一邊寫作一邊查看通知、回覆訊息、搜尋資料。你必須專注於眼前的工作。這種專注在智慧型手機時代變得罕見。根據《天下雜誌》2023 年的調查，台灣平均每個人每天查看手機超過 200 次，相當於每 4-5 分鐘就要看一次手機。這種持續的分心，已經成為現代人思考和學習的最大障礙之一。
第二，面對錯誤。在沒有刪除鍵的情況下，錯誤是無法消除的。你只能接受它、標記它、繼續前進。這種經驗對「完美主義」的現代學生來說是種衝擊，但也是種療癒。正如 Mong 所說：「這是學習過程的一部分——你會犯錯。」這句話在「撤銷」成為常態的時代，聽起來格外深刻。
第三，真實互動。在沒有 AI 或 Google 可以依靠的情況下，學生自然地轉向身邊的人尋求幫助。這種互動不是線上討論區的文字交流，而是面對面的對話、討論、協作。Lertdamrongwong 觀察到：「在寫作文的時候，我需要更多地交談、更多地社交，我想這在以前是正常的。」這種「以前的正常」，正在被線上搜尋和 AI 生成所取代。
AI 改變了什麼？
AI 在教育中的影響不僅在於「作弊」，更在於它改變了我們對「思考」和「創作」的定義。
當 ChatGPT 能在一分鐘內生成一篇結構完整、論點清晰的作文時，我們還需要學生「從頭開始」寫作嗎？當 AI 能夠根據關鍵字生成一個完整的行銷方案時，我們還需要員工「構思」想法嗎？
這些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。但康乃爾大學的打字機實驗提醒我們：AI 可以生成「內容」，但無法生成「思考」。AI 可以寫出完美的句子，但無法理解為什麼要寫這些句子。AI 可以模仿風格，但無法擁有個人聲音。
更重要的是，AI 可以提供答案，但無法提出問題。而學習的過程，本質上就是從「不會」到「會」，從「不知道」到「知道」的過程。如果所有問題都可以在幾秒鐘內得到答案，那個「不知道」的階段就被跳過了——而那個階段，恰恰是真正的學習發生的時候。
台灣能學到什麼？
對台灣的教育工作者來說，康乃爾大學的案例提供了一些啟發。
首先，評估方式需要改變。如果作業是「寫一篇關於 X 主題的作文」，那 AI 顯然能勝任。但如果作業是「在打字機上，不能修改的情況下，寫一篇關於 X 主題的作文」，AI 就無法替代了。這不是要回到打字機時代，而是要設計出 AI 難以完成的作業——需要個人經驗、需要即時反應、需要實際操作。
其次，創造「無 AI」空間。不是要禁止 AI，而是要有意識地保留一些時間、一些課程、一些作業，完全不使用技術。這就像「數位排毒」——不是要放棄技術，而是要提醒自己，在沒有技術的情況下，我們還有能力思考和創作。
最後，重新定義「好作業」。如果一篇作業語法完美、結構清晰，但毫無個人見解，它還是「好作業」嗎？Phelps 說：「如果已經是正確的了，而且不是你自己寫的，那我讀它的意義何在？」這句話值得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反思。
結語：技術是工具，不是答案
康乃爾大學的打字機課堂不是在反對技術，而是在提醒我們：技術是工具，不是答案。當我們過度依賴工具時，我們失去的不只是某些技能，還是與自己、與他人、與世界真實互動的能力。
打字機上的「ding」聲，代表的不只是一行的結束，更是一個慢下來的時代。那個時代，思考需要時間，錯誤被接受，與人的連結是真實的。
我們無法回到那個時代，也不需要回到那個時代。但我們可以從那個時代學到一些東西：真正的學習發生在什麼時候？什麼是無法被技術替代的？我們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？
我們總是說要「掌控技術」，但看看現在，似乎技術正在掌控我們。或許是時候重新思考這個關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