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我們的孩子需要學會用 AI」——但誰來決定學什麼?
2026 年 4 月底,一項名為 LIFT AI Act 的法案在美國參議院悄悄登場。提案人是加州民主黨參議員 Adam Schiff,共同發起人是南達科他州共和黨參議員 Mike Rounds——罕見的跨黨派組合。更引人注目的是,OpenAI、Google 和 Microsoft 這三家 AI 巨頭在第一時間公開表態支持。
法案的核心很簡單:由國家科學基金會(NSF)撥發競爭型補助金,委託大學和非營利組織為 K-12 教育體系開發 AI 素養課程、教材、教師培訓,以及評量方法。
根據法案文本,AI 素養被定義為:「具備與年齡相應的知識與能力,能有效使用人工智慧、批判性解讀其輸出、在 AI 驅動的世界中解決問題,並降低潛在風險。」
這個定義看起來四平八穩,但真正的爭議不在文字裡,而在教室裡。
為什麼這項法案會出現?
從政策背景來看,LIFT AI Act 的誕生有兩個直接驅動力。
第一,AI 已經進入校園,但缺乏系統性引導。
根據教育顧問公司麥肯錫 2025 年的調查,超過 65% 的美國 K-12 教師曾在課堂上遇到學生使用生成式 AI 的情況。然而,只有不到 20% 的學校制定了明確的 AI 使用政策。大多數教師處在「知道學生在用,但不知道該怎麼教他們正確使用」的尷尬位置。
Schiff 參議員在法案發布時發表的聲明中強調:「我們不能讓下一代在沒有基礎 AI 素養的情況下進入職場和社會。就像我們教孩子如何辨別網路資訊真偽一樣,我們也需要教他們如何與 AI 互動。」
第二,AI 產業需要一個具備基本 AI 素養的勞動力。
OpenAI 和 Google 支持這項法案的理由很直接——如果未來的使用者連 AI 的基本原理和能力邊界都不了解,他們對 AI 產品的採用率和正確使用方式都會受限。這不僅是企業社會責任的問題,更是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的需求。
這並不意味著這些公司試圖透過課程內容來推廣自家產品。法案明確規定,補助金的審查採用「同儕評審、競爭型基礎」,意在保持教育中立性。但批評者仍質疑:當資助者本身就是被教育對象時,中立性能維持多少?
法案的具體內容與運作機制
LIFT AI Act 的運作機制設計為三層結構:
第一層:課程開發
NSF 將提供補助金給高等教育機構和非營利組織,用於設計適合不同年齡層的 AI 素養課程。從小學的「什麼是 AI、AI 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」,到中學的「機器學習的基本概念和倫理議題」,再到高中的「AI 工具的使用與限制、偏見偵測」。
法案特別強調「年齡適宜性」(age-appropriate),這意味著小學階段不會涉及複雜的技術細節,而是聚焦於建立對 AI 正確的理解框架。
第二層:教師培訓
這是法案最具挑戰性的部分。根據美國教育部的統計,全美約有 370 萬名 K-12 教師,其中絕大多數在大學期間沒有接受過任何 AI 相關的教育訓練。要讓這些教師有能力在課堂上引導 AI 素養討論,需要大規模的專業發展計劃。
法案授權 NSF 為教師專業發展提供資金支持,但並未明確規定培訓的強制性或時間表。這意味著實際執行將高度依賴各州和學區的配合意願。
第三層:評量方法
法案要求開發「評估 AI 素養的方法」,但如何評量「素養」而不是「操作技能」本身就是一個學術爭議。是讓學生完成一份紙筆測驗?還是要求他們實際使用 AI 工具並反思其輸出?這些問題將留給受補助的研究團隊來解決。
真正的爭議在哪裡?
404 Media 在一篇針對 LIFT AI Act 的報導中,用了相當保留的語氣描述這項法案,標題直接點出「OpenAI、Google、微軟支持在學校推動 AI 素養」,並在內文中精準捕捉了教育現場的矛盾情緒——「學生和老師早就已經厭倦學校裡的 AI 了」。
這不是誇大。過去兩年,許多學校在 AI 導入上經歷了一場又一場的災難:
- 2024 年,大型教育科技公司 Khan Academy 推出的 AI 助教 Khanmigo 雖然獲得正面回響,但多數學區負擔不起每年每位學生 44 美元的費用,導致貧富差距在 AI 教育上進一步擴大。
- 2025 年初,英國一所私立學校嘗試用 AI 全天候輔助教學,結果學生抱怨 AI 無法理解他們的學習困難,且缺乏人性互動。
- 美國多個學區在 2023-2025 年間爆發了多起學生用 AI 完成作業的爭議,部分學校選擇全面封鎖 ChatGPT,另一部分則採取了「完全擁抱」的放任態度,兩種極端之間缺乏中間路線。
核心矛盾在於:AI 素養到底應該是「教孩子如何使用 AI」,還是「教孩子理解 AI 的本質與限制」?
如果只是前者,那課程很快就會變成工具操作手冊——但工具的介面更新速度遠快於課程修訂週期,等到教科書印出來,ChatGPT 大概已經換了好幾代。如果是後者,那課程內容勢必觸及機器學習的技術原理、數據偏見、隱私風險等較為複雜的議題,對教師的專業門檻也更高。
法案的定義(「有效使用、批判性解讀、解決問題、降低風險」)其實同時涵蓋了兩者,但如何在實際教學中取得平衡,恐怕不是一紙法令能解決的。
科技巨頭的支持:善意還是利益?
OpenAI 執行長 Sam Altman 在法案公布後於社群媒體上表示:「讓每個孩子都具備 AI 素養,是確保 AI 造福全人類的關鍵一步。」Google 的政府事務部門也發布聲明讚揚這項「前瞻性立法」。
然而,產業觀察者很難不注意到一個事實:支持這項法案的三家公司,正是目前 AI 領域市占率最高、獲利最豐的企業。推動 AI 素養教育,從商業角度來看,等於是在培養未來的 AI 產品使用者。
這不是陰謀論——這是正常的市場邏輯。但問題是,當課程開發的資金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這些企業支持的政府補助時,課程內容的獨立性如何保障?
404 Media 在報導中點出,法案雖然要求 NSF 進行同儕評審,但 NSF 本身在川普政府時期經歷了大規模預算削減,其獨立性和執行力都受到影響。一個預算縮水的 NSF,能否有效監督由科技巨頭支持的教育政策,是一個沒有明確答案的問題。
台灣的啟示:AI 素養課綱在哪裡?
LIFT AI Act 是美國的國內法案,對台灣沒有直接約束力,但它提出的問題在台灣同樣迫切。
台灣教育部在 2025 年已將「資訊科技」納入 108 課綱的必修學分,但 AI 素養目前僅以「議題融入」的方式分散在各科目中。換句話說,學生可能在數學課上學到機器學習的統計概念,在公民課上討論 AI 倫理,但缺乏一個系統性的 AI 素養課程框架。
台灣也面臨著和美國類似的教師培訓缺口。根據台灣師範大學 2025 年的一項調查,僅有約 12% 的中小學教師曾參加過 AI 相關的專業進修課程。如果教育部要推動全面的 AI 素養教育,第一件事不是設計教材,而是先讓老師有能力教。
此外,台灣還有一個特殊的挑戰:AI 教育資源的語言門檻。目前全球最先進的 AI 教育資源絕大多數是英文,這意味著即使引入美國的教材框架,也需要大量的本地化工作。但台灣的教育體系向來擅長將國際經驗轉化為本地應用——從 STEM 教育到雙語政策,台灣不缺轉譯能力,缺的是明確的政策路線圖。
家長和學生該如何看待這項發展?
對家長來說,LIFT AI Act 提供了一個契機:是時候關心孩子在學校學到的 AI 到底是什麼了。不是所有的 AI 素養課程都是好的——有些可能是廠商包裝的產品推廣,有些可能是過時的技術介紹。
觀察的重點有三個:
1. 課程內容是「操作導向」還是「理解導向」? 只教孩子怎麼用 ChatGPT 寫作業的課程,和教孩子理解 AI 為什麼會有偏見的課程,價值完全不同。
2. 教師是否受過充足訓練? 一個沒有受過 AI 培訓的老師,很難在課堂上有效引導討論。
3. 課程是否包含倫理和批判性思維? AI 素養的核心不是學會使用工具,而是學會判斷何時該使用、何時該質疑。
對學生來說,AI 素養可能是這一代人最關鍵的技能之一。就像過去二十年,數位素養從「會用電腦」演變成了「能判斷網路資訊真偽」,未來的 AI 素養也將從「會用 ChatGPT」進化成「能與 AI 協作並對其輸出保持批判」。
這不是一個可以等學校來教的技能——現在就可以開始練習:每一次用 AI 完成任務後,多問自己一句:「這個答案合理嗎?有沒有可能錯?」
法案的下一步
LIFT AI Act 目前處於參議院審議階段,預計將在 2026 年下半年進行委員會聽證。法案的最終版本可能會在幾點上產生變化:補助金的金額規模、NSF 的角色定位、以及是否加入對 AI 廠商在教育領域遊說行為的透明化要求。
值得注意的是,法案獲得了跨黨派支持,在目前美國兩黨高度對立的政治環境中,這本身就是一個積極信號。但跨黨派也意味著法案在執行細節上可能充滿妥協——看似各方都滿意,實際上誰都不滿意。
無論 LIFT AI Act 最終能否通過,一個明確的趨勢已經形成:AI 素養正在從「選修題」變成「必修課」。問題不再是「要不要教」,而是「教什麼、怎麼教、誰來教」。
而這個過程,不應該只由科技巨頭來定義。AI 素養教育的未來,需要教育者、家長、學生、政策制定者共同參與,不是任何一方能獨自決定的。
這篇文章取材自 404 Media 對 LIFT AI Act 的報導,以及 HackerNews 社群討論中教育工作者分享的第一手經驗。如果對 AI 素養教育有想法,歡迎留言討論——畢竟這件事情,影響的是我們每個人的孩子。